他所給我的兄長之愛 （陳芳明）

敬悼鄭紹良先生

四十年到底有多長？那種時間長度，超過我人生的一半以上。直到他走的時候，我們的過從已經長達四十年以上。在蜿蜒曲折的人生道路上，他總是走在我的前面。他的的行事風格，便是我最貼身的教導。在我面前，從來沒有看見他動怒，也從來沒有聽見他議論朋輩。與我私下說話時，他一直是循循善誘。對於意見不同者，他總是輕描淡寫，一筆帶過。最後一次見面，是一年多前他邀請我與內人在台北士林用餐。最後一次通電話，是去年夏天的事，他來電問我日文裡的一個字「絆」，是否在中文裡有同義詞。我後來找不到確切答案，只好對他說抱歉。

在我生命裡，很少有待我如弟兄的朋友。他是少數的例外，從一九七四年最初的訂交到今天，四十五年已經過去。當年我在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打工，他常常來圖書館看書，也因此開始交談。後來，他自我介紹是鄭紹良，是華大機械系博士生。他的報紙閱讀量非常廣闊，除了瀏覽來自台灣的《中央日報》，也閱讀來自北京的《人民日報》、《光明日報》，甚至也翻閱來自東京的《朝日新聞》《讀賣新聞》。正因為他涉獵甚廣，我才對他感到好奇。

第一次他自我介紹是澎湖人，稍後他對我坦誠說，為了不要嚇到我，才承認自己是台獨聯盟主席。一九七二年台獨盟員黃文雄、鄭自才，在紐約刺殺蔣經國未成。許多人對台獨聯盟頗感畏懼，鄭紹良挺身而出，願意出來擔任主席。他說話時非常內向，但是舉手投足之間卻是謙謙君子。我從開始就沒有對他設防，所以他也樂於與我接近。後來，他知道我是歷史系學生，對我更感好奇。當他知道我的主修是宋代歷史，便鼓勵我應該閱讀台灣歷史。那年冬天，他帶來兩本英文書給我，一本是George Kerr《被出賣的台灣》（Formosa Betrayed)，一本是彭明敏的《自由的滋味》（A Taste of Freedom)。那是我閱讀台灣歷史的起點，也是我政治覺醒的最早出發點吧。生命裡會發生重大迴旋，就是因為當年鄭紹良為我所擦亮的思想火花與知識轉向。

他的年紀大約長我十二、三歲，曾經受過深厚的日本教育。在他身上，我可以感覺某種程度的人文修養，那不僅僅是年紀差異，而是他的思維方式與待人處事，迥異於我的朋輩。他很少使用果斷的語法，而是日語所流露「そおかもしれません」的謙語。那種表達方式，似乎與我舅舅那輩人特別接近。因為如此，我總是看待如我兄長。輩分確定下來後，我與他的交談反而更親近。

從一九七四年的西雅圖時期，到一九八O 年代洛杉磯時期，我們的往來過從甚為密切。尤其在洛杉磯我參加許信良創辦的《美麗島週報》，鄭紹良也正好遷居到那城市。我們見面的時間更加密切，他已經找到工程師的職位，週末有時會邀我一起去看日本影片。他酷嗜東京黑社會主題的影片，尤其是黑社會的愛情打鬥片。那段時期，我才知道高倉健與中野良子的名字。不僅如此，他也引導我去看松本清張推理小說改編的影片。那樣的過從，使我更加理解他內心是愛恨分明的人。

身為理工的研究者，他其實對於文學也非常耽溺。他特別偏愛日本詩人北原白秋的詩作，因為讀詩，他非常懷念自己成長時期的澎湖海岸。在青春歲月裡，曾經與友伴在長長的沙灘散步，也不期然吟出北原白秋的詩句。那種浪漫情懷，我也可深深感受。我們各自屬於不同世代，卻因為對台灣的關懷而更加接近。

我在民進黨擔任文宣部主任時期，他特別陪伴彭明敏一起返鄉。從那之後我們終於又在台灣重逢。蜿蜒曲折的政治道路，終於也有交錯的時刻。我回到大學教書時，仍然不時以電話彼此聯絡。我總是特別珍惜每次見面的機會，他的身影不時讓我想起最初時光，尤其是北國的西雅圖歲月。如果沒有與他相遇，我或許早已迷失在江湖深處。他給我最好的身教，便是不要在背後議論別人。他讓我知道，自己說出的任何一句話，都應該勇於負責、勇於承擔。我寫下的任何文字，都一定要押上自己的名字。

記憶裡，我與他相處較久的一次，便是他一九九五年回去澎湖競選立委。他邀我飛去他的故鄉，幫忙他構思選舉文宣策略。那是第一次到達離島，我才發現他的兄弟姐妹好多，是非常龐大的家族。印象特別深刻是，他們家人每個都彬彬有禮，進退之間節制有度。他們待我也像家人一樣，只因為我是他們大哥的朋友。那是一場慘烈的選戰，因為他的對手是財團，屬於國民黨提名人。經過那場選戰，讓我認識他更深。他是不擅言詞的知識份子，顯然難以對付地方派系的猛力攻擊。他最後落選時，神情似乎顯得沒有壓力。能夠與他在故鄉澎湖並肩作戰，讓我深深感受了他少見的革命情感。

從西雅圖到洛杉磯，從加州到台灣，大哥一般的他，總是走在我前面。他是我最早的政治啟蒙者，也是最早的日本文學引導者。在接觸之初，從來不知道對生命產生怎樣的暗示。在他遠行之後，如今答案都已經揭曉。他已經離開我們，他仍然是我大哥。

陳芳明